10年前，朱启臻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调研时，一个学习成绩一般、家庭困难的初中生毕业后打算上职业高中，学习汽车修理技术，遭到家长及亲朋好友的反对：人要往高处走，但读职业教育，就是在往低处走。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职业技术充满创造性，职业院校毕业生同样是国家的人才与基础。”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袁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身边有不少人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过上了尊严、体面的生活。”
扭转社会偏见的窗口
朱启臻梳理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说，过去社会上对职业教育没有什么偏见，上个世纪80年代，最好的生源先是报考中专，考不上中专再上高中、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本科院校扩招，把全社会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大家都觉得只有上大学才是光荣的。
“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技能大赛是非常重要的平台与载体。”教育部职成司原副司长刘占山在参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部分赛场后说，他们呼吁最多的是，发展职业教育，需要与之匹配的教学、实训环境，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等。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入很大，职业院校千方百计想办法，实训场地与设备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是他们十年前无法想象的。
2004年我国汽车销售400多万辆，2012年达到1980万辆，我国从此进入汽车社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会长孙守仁说，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及行业企业合作培养汽车维修紧缺人才，连续举办七届技能大赛，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促进了产业、市场、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之间的紧密合作。
但是，光这些还不足以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偏见问题，国家要大力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待遇。刘占山说，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他们不应被看作社会最下层，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应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而应达到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水平。
“劳动是光荣的，可以改变人生，实现美好价值。”孙守仁说，汽车维修行业一些高技能选手通过大赛等舞台成长为高级技师，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荣号，终身受益。
另一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这种趋势。近5年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就业率达到99.33%，专业对口率90%以上，高职选手平均月薪5000元以上，中职选手平均月薪3000元以上，社会认可度高，发展前景好。
提高对技能重要程度的认识
“技能大赛是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偏见的一个窗口，尤其是实施分赛区制后，效果越来越明显。”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原来只在天津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其他兄弟省市对天津还有意见，凭什么都在你那里搞。现在采用分赛区制，各省市区都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开竞争、答辩，确定比赛地点。
据透露，对于今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汽车运用与维修赛项，就有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争夺承办权，最终江苏省胜出。
江苏省教育厅职成处副处长刘克勇说，全国技能大赛设置了100个赛项，15个分赛区。其中，主赛区天津34个比赛项目。江苏省承办27个赛项，由南京、常州、无锡、南通、扬州、连云港6个城市13所学院共同承办。
“全国技能大赛成为了教育品牌。”无锡市政府学校管理中心副主任许兴城说，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为促进与检验一个地方教育发展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标杆。全国技能高手云集，对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提升城市对外形象，提高政府与社会各界对技能重要性的认识都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有利于形成全民尊重劳动、重视技能的观念。
2011年，葛道凯同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刘欣在英国伦敦观摩世界技能大赛时发现，在英国买东西鲜有排队的现象，但是，老百姓来参观技能大赛愿意排几百米长的队。“技能大赛充分让市民感受到了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贡献与魅力。”葛道凯说。
技工有地位，经济社会发展才有后劲
现年78岁的江南大学教授董秋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国职业教育有非常成功的发展案例，如原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五年一贯制搞职业教育，以致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航空工业界很多总工程师都出自“苏工专”，而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著名院校。
中国的理念与设计在某些领域达到世界一流。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的“吴氏公式”被国际航空设计与制造界广泛引用，但我国就是缺乏高级技术工人把设计图纸上的东西变成实物。董秋庭认为，在国家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培养出这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是国际工程机械领域的两大“巨头”。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杨翠明说，该校找准了企业的需求，瞄准了行业的标准，为两家企业培养出了1000多名工程焊接等方面人才，为这两家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高技能人才保障。
葛道凯说，在香港，一个电焊工每天收入3000元港币，一个月按22个工作日计算，达6.6万元港币，这个收入水平比得上银行行长。但是，市场上的电焊工仍然供不应求。
他很感慨地引用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的话说，只有技工有社会地位，经济社会发展才有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