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高职院校“后示范”发展研讨会中，自主权这个“敏感”话题再度成为热议的焦点，与会者也在争论中达成共识：请政府放权。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出现了“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提法，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再次提到，但20多年来，办学自主权的梦想一直还没有真正实现，在某些地方行政化力量办学的现象甚至愈加恶化，可见其有效地落实依然任重道远。

今年两会期间，本届政府改革的方向说得很明确——“转变职能，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实现“小政府、大社会”；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也表示，教育部门放权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所有政府要向学校放权，特别是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

可以说，“放权”一度成了近段时间媒体的关键词。近两年，全国多个城市开始试行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向社会组织转移和让渡部分职能。就高职教育而言，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不断地学会如何放权，如何有效地监管，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文件，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严峻的问题也正在出现，政府“放权”之后，高职院校是否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以“接权”？

这些年来，行政化力量办学可谓是深入骨髓，政府管得过死，早已造成“千校一面”的尴尬局面，导致这种办学模式使得学校始终围绕政府打转，根本没有养成“自主性”的习惯，一旦政府将政策放开，也极有可能使得高职院校随意性地为我所用，变得毫无章法可循。为此，为了避免政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发生，“放权”也要有一个完善的基础，那就是学校要学会自律。

教育部职成司高职高专处处长林宇说，现在都强调高校办学自主权，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多学校实际上是存在等和看的心态，作为高校自身，如何去规划自己的发展，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学校自己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仅仅是等着看上面怎么做。

求取办学自主权，在高职院校来说本就无可厚非。从政府层面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放”字上做文章，而从高职院校来讲，更在于一个“接”字，要将那些权力接得下来、接得起来，是高职院校必须要做足的功课。

说到底，办教育应该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的规律，教育应该回归常识，回归教育的原点，高职院校要学习的东西仍然有很多。比如，从入学来讲，高职院校更应思考如何改变招生制度，真正地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让更多的学生切切实实发挥其才智；在教学中，如何做到更新教育和教学理念，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使得学生从各种教学改革和项目建设中受益；在管理方面，高职院校应该思考如何提供安全、经济和高效的校园……

其实，这些看似新颖的问题不过是老生常谈——高职院校应加强“内涵建设”。虽说“后示范”时代高职教育应该回归淡泊和宁静，但是，作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来讲，应力求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比如，需要一个具体的时间期限、实施的步骤和方法、评价的标准，而非进入一种无目的、无意识化的状态。毕竟，自律的前提就是要有具体的要求，这种自律应该是一种习惯和生存状态，固化下来，成为高职院校求取进步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